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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斯諾借貸登掀起的這場有關美國竊聽和間諜行為的風暴,不僅是一場外交危機,也反映了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美國外交政策在冷戰之後漫無目的,缺少戰略眼光,不能集中於大局,而只顧狹隘的策略性目標
  由美國前情報承包商斯諾登的大揭秘掀起的對美國間諜行為的控訴,目前進入了白熱化。外界感到疑問重重——美國總統奧巴馬知道了什麼、何時知道的;竊聽友邦領導人對話的合法性怎樣界定;跨大西洋關係的未來如建築設計何;甚至對“盟友”這個詞如何來定義。
  但最近的這場風波與其他網站優化和美國相關的當前外交危機一樣,反映了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美國外交政策缺少戰略眼光。在美國能夠建立起包羅萬象、以目的導向為框架的政策來與世界發生關係之前,難免要採取被動方式,一如斯諾登引發的美國的尷尬處境,我們在近期所看到的這場軒然大波將繼續成為美國的常態。
  在四十多年的時間里,遏制蘇聯影響力的冷戰政策一直是美國的戰略框架。儘管在策略上一直存在爭論,並且隨著政府在不同政治派別間的變換而改變著,但總體方針一直沒有變化,因為這樣的戰略當鋪框架是受到了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廣泛支持的。
  當然,總體國家安全戰略並不能保證解決問題,甚至沒有能夠避免美國在越南和尼加拉瓜遭遇的災難。儘管如此,事後看來,遏制給美國外交政策帶來瞭如今所缺乏的秩序和組織。
  柏林牆倒塌以後,促成遏制戰略的必要性已不復存在。自滿於勝利的美國認為瓦解蘇聯集團是其“例外主義”的又一明證,他們並且陷入了一個幻覺:其冷戰的成功本身即是一種戰略。
  隨後的十年是外交政策漫無目的的十年,美國不作為和不參考更廣泛的看法而一意孤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單極時代,美國沒有對手,可以奢侈地無需考慮戰略目標。
  9·11襲擊令美國震驚,於是美國強行推出了新的框架,這種框架仍建立在其通往自由的歷史洪流的思維上。不幸的是,隨後出現的是有嚴重缺陷的方針,因為宣佈“反恐戰爭”的美國把自己放在了一套戰術的對立面,而不是一個實體或一種意識形態。
  在奧巴馬治下,美國開始遠離這一方針。但是問題在於美國仍沒有找到有意義的方向。與20世紀90年代一樣,美國沒有需要長期應對的當務之急,而結果也是一樣的:不作為和不協調的行動的結合。此外,在美國國內出現政治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全球戰略的缺位讓美國失去了一個能統一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聚焦點。
  20年前,地緣政治的條件限制了對美國外交政策真空的反向作用。如今,美國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強國,但不再是唯一的強國。美國不再能夠單槍匹馬解決直接影響自身的問題,儘管美國的領導地位仍是不可或缺。
  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美國也無法逃避氣候變化、流行病和恐怖主義——這些挑戰需要全球合作解決。但對美國來說,多邊主義的功效完全是權宜性的。說到底,多邊主義永遠不會比“好的”雙邊方案更好——這一觀點削弱(而不是增強)了有效的國際行動的能力。
  事實上,美國永遠準備為各種條約而進行談判,但卻很少願意簽署條約,而在美國國會批准條約的情況就更少了。這使得美國仍游離於《京都議定書》《禁止地雷公約》和《聯合國海洋法宣言等全球協定》之外。美國在建立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正式機構上所表現出來的靈光一現的創造力和支持讓位給了對孱弱的、非正式和臨時性組織的偏好,比如各種“G-某”集團和“意願聯盟”。
  建立有效的多邊主義需要重視有利於協調的規則和機構。美國最近決定簽署武器貿易條約,這或許是一個好的開始——只要國會能取得批准這一條約所需要的跨黨派支持。
  但朝著正確方向努力的零星動作是不夠的。真正需要的是目光和心態上的變化——不再將多邊主義視為一種策略,而是視為一種戰略,對於美國,這是當務之急。
  最近的間諜醜聞是美國外交政策缺少大方向、不能集中於大局的狹隘的策略性目標的最終結果。此案的結果危害了跨大西洋的關係,一些歐洲人甚至要求暫停計劃中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係(TTIP)談判。當然,中止貿易談判是愚蠢的,不僅從地區角度看是如此,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係甚至能影響全球的規則制定。
  而另一方面,當前的外交危機也是一次機會,可以利用它來保證關於隱私和監控的跨大西洋討論在多邊基礎上進行。抓住這一機會將是一個小的進步,但這一小步對於過去25年所極度缺少的戰略眼光來說可能是一個巨大的貢獻。(文/安娜·帕拉西奧)  (原標題:分析稱冷戰後美外交政策漫無目的 缺少戰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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